世界上没有一座城市能够有深圳这样40年的沧桑巨变。当然，有一个城市比深圳富得快，那就是迪拜。迪拜比深圳开发晚10年，它现在比深圳富，但它没有经历过一个完整的城市化、工业化过程。我们也应该佩服阿拉伯人，在一个沙漠中，建起了一座繁华的城市，但是它和深圳具有巨大的差别。
不同的人、不同的学科对深圳现象可以有不同的解读。很多人将其归功于深圳是移民城市。为什么移民城市能成功？
社会学解释比经济学解释更好，社会是分层的，移民城市打破了原有的分层。老的城市很难创新的原因是，社会分层严重，不同路径、不同思想的人很难在一起碰撞——我们很难想象，复旦经济学院院长和一个普通工人能坐在一起讨论创新。但是在深圳就可以。因为大家都是移民，这两人可能是老乡，可能是战友，虽然你现在当院长，但是咱们还可以以同学、同乡或者战友的名义聚在一块。深圳著名的口号“来了就是深圳人”，就给大家创造了一个交流的平台，也是在说深圳的野蛮生长、草根生长。这是一种城市化中的社会学现象。
再一个是科学角度的解释。我们不知道谁能得诺贝尔奖，但是我们知道诺贝尔奖的科学发展是有规律的，世界上曾经组织大科学计划最成功的是美国。美国做原子弹开发，引导世界走向了核时代；登月计划引导世界走向宇航时代；组织10个国家100个科学家10年花了37亿美元，做了人类第一张基因图谱，使人类走向生命科学、基因的时代。所以，从科技学角度讲，对深圳最大的启发是配齐产业链。深圳政府最爱干的事就是研究产业链，不说谁能够在产业链中承担一个份额，但是我知道缺了这个东西做不成。
经济学能够解释深圳的什么呢？
首先经济学解释激励，创新创业就会有激励。为什么很多城市不能创新创业？因为没激励，创不成，等你创成了一个东西，简单就被别人抄袭走了，你打官司打不赢，没处打。而有一个激励机制之后，就会变成一个创新效应、示范效应，变成在深圳由一个任正非带动无数人想当任正非。
但是经济学不能解释、不知道谁能成为企业家。一个社会如何能够造就如此多的密集的企业家，这是深圳内在的东西。
深圳内在的东西还有一条，那就是深圳政府和企业的关系边界划得很清楚，政府的手不会伸到企业去教怎么办企业。
深圳是从加工装备开始，然后走自主品牌的模仿，没有深圳没模仿过的品牌，但深圳人从来不造假，只是生产大量的A货。当年很多人觉得这是山寨版，是copy猫、copy狗。去年是欧美媒体、日本媒体来深圳调研最密集的时候，他们也想知道十年前的copy怎么变成了现在这样。全球没经过模仿时代的，只有一个：英国。工业革命刚开始，法国人、德国人都是模仿，英国人就说质次价低的德国货是不配和英国货放在一块卖的，必须要注明Made in Germany，日本后来也被要求注明Made in Japan。深圳当年叫“山寨”，深圳自己解嘲说什么叫山寨，就是Made in Shenzhen。现在Made in Shenzhen走向世界顶级，这个过程就是转换成长方式的过程。
这个过程我做了一个图，从这条曲线中可以看出，深圳大概每十年有一个周期。中国人特别怕周期，一讲周期就是危机、就是资本主义，我觉得，周期其实是个创新的过程：高潮时看到一个风口猪都能飞起来，大家都去投资；投了之后就会看到，大量飞起来的猪死了，但真正的鹰也飞起来了。
十年的周期，在深圳表现出产业大量外迁的过程。1984、1985年，是第一个周期，那时特区工作会批评深圳不搞产业，深圳大衰退一回。
1994年到1996年，是深圳第二个大衰退周期。外界变化是，1995年特区政策取消。很多人说，深圳特区是政策养大的，其实1995年特区办就没有了。那一回深圳大衰退，还有一个原因是广深高速公路修通，大量的产业沿着这条高速向北向东莞去了，东莞在五年内取代深圳成为全国最大的台商和港商聚集地，深圳就再也没有“三来一补”（注：来料加工、来料装配、来样加工和补偿贸易）了，深圳走向模仿，东莞走向“三来一补”。结果，东莞在2008年开始大规模衰退，“三来一补”在东莞也不能生存了，而深圳已经走到创新阶段。
深圳第三次衰退是2000年开始到2003年。那时广州成功向重化工业转型，成为中国第三大汽车制造基地，深圳的方向还不明确，大家都在讨论“深圳被谁抛弃”？
深圳最近一轮转型是2010年到2013年，2012年上半年深圳的增速只有4.8%。但深圳当年做了什么？鼓励中低端企业外迁，每年外迁的企业超过8500家！外迁造成经济下滑超过4个百分点，深圳经济当时保持12%的增长的时候，它的实质增长率超过16%、将近17%。因为这样一个产业空间转移的过程，深圳腾笼换鸟。腾笼换鸟本来是汪洋同志在广东主政时期推的，很多城市不做，说笼子也腾了，鸟也死了，新的鸟没来。
我有几次从宝安中心区走宝安大道回深圳市区，进到南山，感觉都很恍惚：我不知道哪个是特区、哪个是原来的关内、哪个是原来的关外。8500家企业走了，宝安就成了一个新的市区，宝安现在成了前海强大的支撑。
所以，这是一个聚集、扩散、再聚集的过程。从空间角度看，它的比较优势在转换的时候，是一个不断聚集、扩散、再聚集的过程。
但在这一过程中，深圳的经济特征发生巨大的变化：1980年到2016年，深圳的劳动力从15万增长到了1000万。1980年，深圳的劳动力三分之一在企业，三分之一在非企业，包括当年的自然村、小镇，那时候国企员工占比83%，深圳国企员工占比最高是1990年代——深圳不是没搞过大型国企，深圳当年要搞八大企业集团，后来都破产了。深圳大国企都破产的时候，国企员工比例达91%，从那时候开始，国企员工比例稳步下降，到2005年之后，下降到20%，现在已经下降到9%。现在深圳的国企就转换成这样一个模式：公益性、基础性和先导性，做好公共服务，做好重大产业的支撑。
在这个过程中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现象：深圳企业数的变化，从1980年830家，经过十年增长到2万家，再十年之后达到了10万家，再十年之后到了36万家，到2016年是150万家！最近新普查的数据，深圳活跃纳税企业将近90万家。假如一家企业生产一个产品，深圳就可以生产90万个产品。
汽车制造是民用产品中最复杂的，十万个零部件，是一个分工极细、产业链发达、每个分工企业都可以获得垄断竞争收益的产业。中国没有一个城市可以达到这样的程度。这就是我对深圳的解释——分工极细，构成极为复杂的产业链关联的积聚过程，这就是深圳的特征。
印度最好的企业，创新对企业的贡献是0.2；美国最好的企业，创新贡献也不到0.3，但是美印之间的差别是：大量印度企业不创新也可以活着，但美国企业不创新就不能活。中国大概在印度和美国之间，深圳一定处在中国和美国之间。我们最近研究了7000家深圳企业五年的数据，最后发现深圳样本企业创新生存水平超过美国的平均水平。我们现在是两个制度，一个是分工制度，一个是竞争制度，竞争促进了不断创新。
有一次，我在飞机上看天津的报纸，说天津十年磨一剑，成就了1000亿的大飞机产业，组装出来了空客飞机。我想，深圳五年发展起来的无人机产业也是1000亿，这个产业怎么五年就能冒出来？
首先，深圳有全球最发达的碳纤维应用行业。当年深圳搞无人机的时候，我问碳纤维哪儿来的，他们笑话我说，你还是管过经济的副市长，看来你不懂：深圳当年最早给人加工钓鱼杆、网球拍、羽毛球拍，再到高尔夫球杆，都是碳纤维。深圳做碳纤维做到最高端，一辆自行车卖24万人民币，比汽车还贵。深圳最高峰时有10亿只手机产能，手机外壳就是碳纤维连起来的。现在华为手机边框比三星还窄，那个边框是比亚迪生产的，王传福说把这个手机扔出十米之外它要散了找我；我试过，真不散。这代表了材料制造和精密加工能力。
还有特种塑料，当年小家电的特种塑料大量遗存，当无人机需要的时候马上就可以找到。再是电池电控，这是深圳的看家本领。
深圳曾经做了一件事，深圳政府先后投了5000万元研发伺服电机中的磁性材料。机器人是没有神经的，它靠算法，靠速度。深圳当年根本不知道有无人机这种东西，无人机现在已经变成一种智能机器人了，但是深圳还是支持研发成功了伺服电机的磁性材料，最终成就了这个行业。
后来我很好奇，为什么广州没有做成无人机？他们说广州没给人做过钓鱼杆，广州也没做过这么多贴牌手机，虽然广州政府也支持机器人、也支持伺服电机，但和深圳是不一样的：广州做机器人是用在汽车产业上，抓钢板，要求力量很大；深圳的机器人都用在精密仪器上，力度很小、但很精准。所以，大疆无人机就具备了在现成产业链上做创新的条件。这些将要被淘汰的行业，突然可以给无人机做产业链。汪滔说，大疆连图纸都不用画，只要有想法就有人给我画，一个螺丝钉都不用生产，只要想生产就有人给生产，价格又低质量又好。
深圳的做法，总结下来是：市场是主导，企业是主体，法治是基础（市场经济就是合约经济），政府是保障——保障合约的履行，推动建设发达的法治环境。我在深圳人大工作过，法治不在于立不立法，而是立法技术。为什么深圳有这么大的自由裁量权？如果某个事情没看清楚，那先拿法律当教育文本，出了问题视情节严重罚款。深圳这些年和全国不一样的地方是：立法过程是不是不成熟。
深圳有两个口号，一个叫“支持非共识创新”。2007年提出的，当时引起一片哗然：支持非共识创新，不就是政府说了算吗？但现在看，这个口号多哲学！要共识了，还叫创新吗？怎么支持非共识创新，你向政府要钱，一个团队可以要到一亿，先要说清楚五件事，项目创新的科学原理是什么？技术从哪个大学出来的？哪个企业做的原样开发？你的产品和原研企业有哪些不同？你怎么确保你成功？没人知道谁能成功，但是成功的条件离不开这五个。
深圳还有一个口号叫“湿地效应”，支持战略性新兴产业。湿地需要千分之三的盐份，低了高了，湿地都会消亡，政府就保证这块地千分之三的盐份；至于进去之后，是鸟吃鱼，还是鱼吃虾、虾吃虫，政府不管，那是市场竞争。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选择，深圳就是按照科学的办法来做。未来重大的科学方向是哪，深圳具不具备条件，要不要发展，这是政府要做的，但深圳政府绝对不会指定，这个领域让他做，那个领域让你做。
汪建（华大基因董事长）曾经来找过我，说你们引进了这么多科学团队，但是每年发Nature、Science论文我们占60%，那经费你就直接给我切一块，别让我竞争了。我一开始觉得有道理，但是时任深圳市市长许勤说，你去问问，他们华大基因不也是从六七个人搞起来的，为什么要欺负别人。所以，他后来还是乖乖竞争。
联合国刚刚发布的报告，横向从2005年到2015年，纵向把每一年的产业分成低端、中低端、高端。在过去十年，我们的中高端产业上升了2.6个点，到目前为止，我们明显高于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，接近高收入国家的边界。当然，和日韩比、和发达国家比还是有差距，这是我们要转型的方向。
有位领导同志讲了一个“巴斯德象限”，在全国引起热议。比如技能训练的是工匠精神，把东西做好。工匠精神是一定要的，但工匠能决定中国未来吗？
在深圳就经历过，曾经有五家做手机屏幕手写笔的企业，每家做到销售收入3亿元以上，曾经控制了全球手写笔行业90%的市场份额，突然有一天，苹果说我不要手写笔，我要直接手写，轰然一声这五家企业就没了。虽然现在提倡工匠精神，但工匠打不过科学。
爱迪生模式是另外一种模式：他没受过很好的教育，而是利用现有的科学知识不断地探索。巴斯德是发现疫苗的人，他受过大学教育，知道发酵，他偶然发现发酵可以产生免疫作用，因为具有成熟的知识，得以大规模研发和生产疫苗，这就是大学和科学、大学和产业。这是深圳下一步要做的——基础研究。我们中国到目前为止，很多都是形而下的，不关注形而上的东西，但如果没有形而上，我们就不会有科学的突破。
如果循着巴斯德象限再来看深圳，巴斯德是个纵轴，深圳的产业创新是个横轴。深圳的产业创新怎么走到今天的？我们去查数据就可以发现，深圳100个专利12个是和北京合作。北京科学发现，深圳产业化。北京每100个专利12个是硅谷来的，深圳每100个专利有8个是从硅谷来的，结果就形成了世界上的一个罕见现象，跨越8000公里的创新三角。有很多人习惯说，深圳“拿来主义”就挺好，为什么要办大学啊？如果不办大学，所有的科学思想永远是白纸。
麦肯锡最近做的创新、特别是AI技术对产业渗透的研究结果显示：渗透到旅游业，将来55%是AI化，汽车今后近50%会AI化，汽车将是可以行走的超级计算机。这些改变了我们对传统工业化的看法，传统工业化从科学发现走到产品，要经历漫长的小试、中试到批量生产的过程，需要大量的工艺创新和模具制造，现在的生命科学、数字科学会改变这个模式。
深圳从“三来一补”走向模仿，走向制造，走向创新制造，最后要走向科学创新。从科学发现带动创新，未来深圳周边会集中大量的制造业，实际上湾区就是城市之间的异质化，现在所有大城市都要做一件事，说制造业是不能离开的，大城市做制造业，中小城市做什么呢？大城市要引领创新，做创新型制造，不能是做大规模制造。这里面的道理要从空间经济学讲，所有大规模制造，创新程度一定是低的，为什么？它一定要有稳定批量化生产。但是所有大规模制造一个共同的特征，就是单位产出的土地需求弹性释放，需要大量的土地，所以世界所有大型城市都会集中做创新型制造，走科学创新。
中国的创新人才指数在全球也就排45，深圳人才荟萃，但是在全球的排名，一次排73、一次排94。过去15年深，圳发生重大变化的是450万企业劳动力，平均受教育年限已经从7年达到了13年，15年达到了别的国家100年的变化。
我去年在哈佛待了一个月，天天来回走，有很多感受。走在波士顿的剑桥大街上，论漂亮，比深圳差太多了；但论产业密集，是世界顶级——它是全球生物产业最为密集的一平方英里，构成了产业结构丰富、价值链完整、人才多样、资金充分、政策稳定，引进了大批创新的生物产业。波士顿剑桥主要是因为，哈佛、MIT、塔夫茨在它边上，以为那是一个科教城，但它曾经在100年的时间里是麻省最重要的制造业中心，沉寂了30年，走向了生命科学，现在成为生命科学全球最顶尖的地方。它的形成需要超高水平的大学，且不说哈佛、MIT、波士顿大学，这几所大学有三所世界顶级医学院，两所世界顶级药学院，有全球最高端的医疗资源，才带动了生命科学的集聚，一条街出现了全球1/3的生命科学创新公司。
波士顿如果像我们中国很多城市一样，没有多元文化，全部大拆大建，都建成高楼大厦，创新企业是无法生存的，多元化文化可能是极为重要的。
(文章转自公众号：原子智库)